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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发稿时间:2020-06-03 19:45:0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相久大说,为植物人提供基本的医疗和生活照护,让患者自然、平静、带着尊严走完生命最后一程是他的办托理念,家属只有接受了这个理念,才能把亲人送到这里。中心按月收费,每月的托养费用是7500元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今年1月,她来北京找到了天坛医院的神经外科医生杨艺。来天坛医院之前,杨艺在陆军总医院附属八一脑科医院功能神经外科工作,该科室以植物人促醒治疗著称,科室主任何江弘自2010年组建了促醒专业组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她是一名植物人。今年1月6日,她在下班回家路上被一辆疾驶的汽车撞飞,再也没有起来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而如今的陈怡已经清楚,母亲就像一株因缺水而枝叶干枯的花朵,“你再给它多少水,它也绿不了了。”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“谢谢你!高宁真好,再碰碰!”高宁再次应声晃头。这个场景发生在北京大学国际医院的病房里,孟红是植物人高宁的妻子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护士长杨燕君发现了孟红的变化,她说,孟红初到医院时似乎总处于一种“惊恐状态”,医护人员呼唤她时,她常会“啊!”的一声,手术结束后,才逐渐放松下来,“这次手术是她的一个希望,让她在夜路中找到了一个灯塔。”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多数情况下,对于植物人及其亲属来说,回归家庭也会受到各种外部条件的限制。除了陪护者身心俱疲,护工难寻、费用高昂外,家属和护工都普遍无法应对植物人的一些医疗护理问题。北大国际医院神经外科病房护士长杨燕君说,平时,家属想给植物人换根胃管可能都需要带着病人跑到医院,而这本来是社区医疗机构可以解决的事情。但是现有环境下,社区医护人员可能不具备这方面能力,而且他们上门提供医疗服务报酬微薄,这与他们需要承担的风险和付出的劳动力不成正比,因此,社区医疗机构出于综合考量不愿做这类事情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过两次抢救,妻子生命体征稳定了,但已经成了植物人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伊丽苏娅说,植物人也是有其生命权和健康权的,随着社会发展,这个群体会越来越庞大。政府有关部门应该用前瞻性的眼光,基于植物人的特殊性和特殊需求,早日为植物人群体提供一些政策依据和制度安排。“只有政府定位了,提出政策导向,下面才能根据政府主导,调动更多社会力量帮扶植物人。”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陈怡(化名)今年50岁,但她的白头发比75岁的母亲还多。